信任？呵，他们何曾给过她半分信任？
从七年前她踏进军情六处大门那一刻起，那些若有似无的提防、刻意保持的距离，便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，一个德国女人，永远都是外人。
即便她做的再多又怎么样，在那些英国绅士眼里，她终究不过是个用完即弃的工具，如同打空的弹匣，使命一完成就该被丢弃。
七年，两千多个日夜的刀尖起舞，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。
“风车，你在干什么！”刚才那些怒吼又在她耳边回响。
“风车，你他妈在犹豫什么！”
“风车，你是不是有问题！”
每一声都像重锤砸在心上去。
伊尔莎忽然低笑出声，那笑容里没有释然，也谈不上苦涩，更像是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，在悬崖边发现前路已断时，对着万丈深渊露出的恍然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绿眸女人声音清淡。“我就是叛徒。”
随即咚的一声闷响，杰克逊的身体重重摔在地上。
她从怀中掏出一个染血的小本子，那是浸透了杰克逊鲜血的情报册。她漫不经心地晃了晃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了打火机。
咔哒一声火苗窜起，在寒风中微微摇曳着，距离那本关乎战局的册子仅仅一寸之遥。
她缓缓抬头，迎着叁个枪口，挑衅般地挑了挑眉。“开枪啊，”她语调随意极了，“看看是你们的子弹快，还是我的火快。”
话音未落，叁人的枪口齐刷刷动了一下，显是没料到这女人会忽然来这么一出，更没想到她会大大方方迎着枪口，坦然让他们开枪。
副官的手指在扳机上颤了颤。
如果真开了枪，那本情报就没了，他们这次就真真正正白跑了。
千里迢迢跨越英吉利海峡，人没接到，情报没拿着，自己人倒折损得干干净净，还搭进去一个少校，等回伦敦，就等着卷铺盖走人吧。
就在这时，山坡上传来密集的枪声，夹杂着德语的厉呵和英语的惨叫，声音越来越近。盖世太保的人追上来了。
副官咬了咬牙，最后瞪了伊尔莎一眼，转身朝山下狂奔而去。
“Retreat！（撤）”喊声在树林中回荡。
伊尔莎站在原地没动。硝烟在她身边缭绕，与血腥味缠在一起。她望着叁人消失的方向，面容平静得如同一汪深潭。
身后，杰克逊的呻吟断断续续地传来。
“救…我…”他还在伸手，手指在虚空中徒劳地抓挠着，“求你了…救我…”
伊尔莎终于低下头，静静注视着这个垂死的男人。
他躺在血泊里。眼里的光正一点点暗下去，二十分钟前还如鹰隼般锐利的联络官，此刻大张着嘴，像条被冲上岸的鱼。
她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两年前第一次会面，鹿特丹的地下酒吧，他戴着鸭舌帽讲出接头暗号：“你带盐了吗？”
想起他的赞许，称赞她是“大英帝国最出色的特工”，也想起刚才，他骂她“叛徒”时，那微微抬起的枪口。
伊尔莎的呼吸沉了沉，手中火苗又向那本泛黄的册子靠近了几分。
那里面的东西，都是她这两年里用血和命换来的，她付出的，牺牲的，全都浓缩在这纸页间。
纸张开始卷曲发黑，边缘腾起橘红色的火舌。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被吞噬，逐渐化为灰烬。
杰克逊的眼睛映着那团火球。
那双已然扩散的瞳孔回光返照般睁大，里面盛满惊骇，他的嘴张得更大了，却只有血沫不断涌出来。
伊尔莎把那团燃烧的册子扔在他身旁，转身离去。
她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，踏过碎石，穿过灌木，在这片死亡之地漫无目的地前行。去哪里？她不知道。还能去哪里？
她的祖国早就不要她了，德国不会接纳一个叛国者，她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名字早就被印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通缉令上。
英国也不会容她，即便侥幸回去澄清一切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终会又生根发芽。她见多了这样的同僚，一旦被贴上“可疑”的标签，又手握太多机密，等待他们的，从来只有悄无声息的消失。
更何况，她从来就不是“自己人”。
美国？太遥远了，隔着大西洋，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。苏联呢？或许可以想办法向东逃，她的俄语还算流利，日常交流不成问题。可之后呢？
苏联人会信她吗？一个德国女人从西方叛逃而来，等待她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审讯，也许一年，也许两年，也许永远。
又或者冻毙在某个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。
她孤身一人，在这片密林里踽踽独行，像一只被遗弃的野猫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从来都是。
绿眸女人停下脚步，重重靠在一棵云杉树上，闭上眼睛，试图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。
可眼前不受控地闪过很多画面来，不是任务，也不是这些年的厮杀与伪装。而是另一件事，另一个“战场”，另一个男人。
他死在她怀里。“替我活着。”他说。
伊尔莎猛地睁开眼，后背死死抵着树皮，眉头紧锁，呼吸急促。
八年前的柏林，米特区。
那间小小的公寓。窗台上养着红色的天竺葵，开得热烈如火。阳光柔和地洒进来，花瓣上闪着光。一个男人站在窗前，侧过头对她笑。
这是伊尔莎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。
每一次濒临绝境，在她闭上眼准备就此放弃时，这个画面总会浮上来。
她认识他那年才十九岁，刚从护理学校毕业；他二十二岁。
她是米特区医院的实习护士，他是内科的住院医。第一次相遇在急诊室，她手忙脚乱地递错了器械，明明要的是剪刀却递了镊子。在她反应过来时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等着挨训。
他没生气，只是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。”
那笑容太过温柔，温柔得她后来每次想起来，都像有把钝刀在心脏上割。
他叫丹尼尔·戈德斯坦，犹太人。出生在柏林赫赫有名的医生世家，祖父是夏利特终身教授，父亲是柏林最有名的心外科医生，他本人也是医学院的优等生。这些头衔，她都是后来才知道。
可她不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就已经喜欢他了。知道之后，更喜欢了。
因为他从没把这些光环当回事。他眼里只有病人，脏兮兮的流浪汉被送进急诊室，别的人都绕道走，只有他蹲身过去检查。“在死神面前，国王和流浪汉都是平等的。”
她信这句话，也信他，他们在一起了。
十年恋爱，吵过架，红过脸，分过手又和好，第十个纪念日那天，他求婚了，在他们租的那间小公寓里，捧着刻有Iamp;D字样的铂金戒指，单膝跪地。
“伊尔莎，”他声音有点颤，脸也有点红，“等明年我升了主治，我们就结婚，好吗？”
她笑着点头，泪水却先落下来。
她从小就没了父母，他就是她的亲人，她的家，她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落脚处，后来她总忍不住想，如果时间能停在那一天该多好。
停在窗台的天竺葵前，停在她点头说“好”的那一刻。可时间从不会为任何人停留。
纳粹上台了，街上挂满了卐字旗。
一开始只是小事。医院里的雅利安同事开始用疏离的眼光看他，病人开始拒绝犹太医生的接诊，他的门诊量越来越少，排班总被挤到凌晨。
从被禁止做主刀，到不允许进手术室，他被调去处理那些最脏最累的活，可他什么都没说。
那时，他们家的犹太朋友纷纷买船票准备逃往美国，而他父亲说，“只要勤勤恳恳，不犯法，不惹事，他们找不到理由为难我们。”
他依旧每天照常上班，照常看病，照常回家陪她。晚上拥她入眠时，还是那么温柔。
可后来事情越来越严重。
叁月，纽伦堡法案的补充条款出台，他们全家被迫戴上黄色大卫星袖标。
他父亲选帝侯大街的诊所被砸毁，第二天，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，叁十年的行医经验，救过的人命，发表过的论文，一夜之间全部作废。
他的妹妹不能再去上学了。十四岁的女孩子，每天蜷在扶手椅里，望着窗外发呆，有时候她会问：“伊尔莎姐姐，我以后能做什么？”她不知该怎么答。
他的母亲出门买菜，被邻居的孩子扔石头。回来时，头发上还沾着泥点，却还强撑着笑容：“孩子们闹着玩呢。”
再后来，他父母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宅邸被没收，那些传承四代的家具，那些他父亲收藏了一辈子的医学典籍，全都没了。